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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淑敏:生命是我书写的文学主题

时间:2020/6/21 13:19:12

来源:《中华文学选刊》    作者:张英    选稿:联合包裹东方网教育频道 陈乐 秦嘉莹

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:“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,好医生,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,医生的身份与心术,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,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、新谐与健康的因子。”

1998年开始,毕淑敏攻读北师大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,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。她开了诊所,直面一线的心理咨询者,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案例的“非虚构”写作和演讲,治病救人。

在我眼里,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、悲天悯人的医生,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,作为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,以笔为旗,身体力行,用文学和医学的叠加,在暗夜中,用爱与希望点亮生命之灯。

我喜欢她的作品。1995年夏天,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毕淑敏,当时的访谈叫《生命,永远的追问》。时隔二十四年,2019年12月5日,我在北京再次采访毕淑敏,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,话题涉及科技未来、心理学、教育,最后回到文学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家的客厅,挂着一幅巨大油画,取材于西藏阿里的山川地貌,油画左下角,有一个红十字帐篷和一匹白马,描绘她当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卫生员的经历。这是一个喜欢毕淑敏作品的画家,依照从她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,倾心创作出来的,然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她。我的采访,就从这里开始。

——张英

联合包裹 毕淑敏,1952年生于新疆。1969年入伍,曾在西藏阿里工作十一年。1980年转业回北京,先后获文学硕士、心理学博士,曾从事心理咨询工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鲜花手术》等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及《当代》《昆仑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奖项。

张英,曾为《南方周末》高级记者、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。著有《中国文化现场》。现供职腾讯网,《腾云》杂志执行副主编,腾讯华文好书奖、阅文·探照灯书评人奖创办人。

生死之外,都是小事

张英:医生的工作对你的作家生涯的影响,对文学创作的影响,体现在哪里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医学对我的影响,最重要的是唤起了我对生命的的珍视。我从事医学二十多年,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,对我影响甚大。有人常常说起鲁迅的弃医从文,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当过医生,他医学专业还没毕业就离开了,没有进入临床工作。郭沫若刚开始也是学医,进入临床实习后,因他小时候得过热病,听力受损,戴上听诊器却听不到病人的心音,只能放弃从医。

联合包裹 我在西藏时,并没有想到今后要写作,而是一门心思埋头学习医学知识。多年的医学训练,让我无法放弃一个医生的眼光。我写作的时候,很崇尚真实。医学这个职业,涉及人的生命,医生必须务实。你很难看到一个表情行为特别乖张的医生。医学训练让我严谨冷静,注重精确性。

其次,我深刻尊崇众生平等。无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外在,他的身体一旦被打开,内部的器官在解剖学上高度相似。众生平等,不仅仅是一种理念,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这对我的内心留下了非常强烈的烙印。有读者朋友对我说,从我的小说里,能看到一种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。我觉得这要归结于我受过的医学训练。年头长了,浸染引发出来。

我后来学习了心理学相关知识,认识到人的身心一体。人不是一个纯粹装着各个器官的皮肤容器。人的心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一部分,就像脑科学一样,其实都有准确的定位,蕴含着我们很难破解的部分。人的身心应和谐统一。

联合包裹 这些提高了我的观察力。中医说“望而知之谓之神”,“神”我们做不到,但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西医虽没有这个说法,但也号召医生要仔细观察。观察不仅仅限于他的表面现象,还要去探索他的内在。

心理医生的训练,让你能见微知著。从一个人的一个小动作,或是一个表情,或者他的口头语,有可能分析出深层的东西。

张英:十六岁当兵,怎么就去了西藏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1969年,我应征入伍,特别想当一个通信兵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先坐火车,然后是十二天汽车,一路跋涉,千辛万苦,抵达西藏阿里军分区。它的前身是阿里骑兵支队,我们五个女战士,是那里的第一批女兵。

联合包裹 十六岁离开北京,来到西藏,对于花季少女的我来说,直接掉入了冰雪季。一路上,雪山连绵不断,高原空气稀薄,满目荒芜。人缺氧时会喘不过气,如同老太婆。可以说,从灵魂到身体,都受到极大震动。

联合包裹 那时的我无法想象,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、如此遥远、如此悲壮并且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。

联合包裹 阿里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,氧分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。在那里,活下去是每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联合包裹 有一次军事训练,风雪之夜,部队要穿越无人区,翻越六千米的高山。寒风刺骨、极度缺氧,所有的身体感官都在经受痛苦。肺压得像纸片一样,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吸进足够的氧气,大脑因为缺氧,不断呈现空白甚至出现幻觉。

我身背枪支、弹药、红十字包,加上背包,负重将近七十斤。泰山般压在身上,举步维艰。从半夜出发到目的地,总计六十公里。无法忍受时,我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结束这地狱般的行程。

联合包裹 到下午四点,才走了一半路程。我决定自杀。再也走不动一步,肺里吸不到一点氧气,只觉得自己要吐血。高原的夜晚来得非常早,当时我决定不再活着了,找个悬崖,纵身而下。这样,一是自己解脱了,二是别人分辨不出我是自杀,就能得到“烈士”名声。对我个人没什么用了,但家里人知道我的死讯后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。

最后,我还是没有跳下去。因为身旁就是战友,我若滚下去,也许会拖累别人,人家并不愿意死啊。我在极度寒冷中,走完了最后的路程,到达宿营地。这种极端体验,让我突然间对生命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张英:你在西藏阿里当兵的时候,是属于全科医生吗?

毕淑敏:在阿里时候,还没有“全科医生”这个概念。因为距离上级野战医院有一千二百公里之遥,我们必须掌握诊疗各种疾病的本领,在某种意义上说,也算“全科医生”了。当地牧民,称我们为“金珠玛米”的曼巴。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?他们说是——“砸碎锁链的兵的医生”。

那时,边疆条件较差,无法细分那么多科目,不管什么样的病,来了你都得看,治病救人,手起刀落。你要是把患者转院,颠簸一千二百公里,那人很可能就死了。环境形势所迫,你“内外妇儿”都要去救。转业回到北京以后,我就专心做内科医生了。

联合包裹 在西藏当兵,距离死亡非常之近。面对年轻战友的生命突然消失,会受到强烈震撼。战友牺牲,尸体无法火化,都是就地土葬。山高路远,万里迢迢,他们的亲人也无法赶来追思。我们这些女卫生员,为他们整理遗容,擦拭尸身,成为他们最后的送行人和祭奠者。

一名边防战士急需输血。一个连的适宜血型都几乎抽光了,连长着急说,再这样抽下去,如果有了战斗任务,我连的战斗力会受损。后来一查血型,我的血型和那个战士相符,我们班的女战士就抽血给他,我也在其中。最终救活了这名战士。我当时特别高兴,觉得这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。

联合包裹 我曾经对家里人说,如果我去世,火化的时候,给我穿上旧的丝绸衣服吧。它很容易燃烧,又比较舒服。这个念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,就存在于心。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,一厢情愿地以为死亡遥远,是他人的事。感谢藏北经历,让我在年纪轻轻时,就知道死亡必不可免,生命万分脆弱。

联合包裹 可能因为我做过医生,在这个问题上,我清楚地认识到: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遭逢的事。人从出生开始,就向着生命的终点挺进。既然死亡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地,就不应该回避它。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,没有抵达终点之前,要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丰富,尽力使人生少遗憾,多一些幸福和完美。然后,顺其自然,平静抵达终点。

张英:你早期的《雪山女兵》等小说里头,写的都是战友的真人真事,让人震撼,和平年代里的人是没法想象的。

毕淑敏:西藏阿里是未定边界。你在地图上会看到那个标识,指的是和印度的未定国界。作为中国军人,你必须站在那儿执勤,必须守住阵地,不然边界上很可能出现摩擦,甚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。

战友牺牲后,给卫生科送来遗体换尸衣。我见过一个士兵的腹部中弹,腰腹贯通伤。肠子流了出来,战友就把一个饭碗扣在他的肚子上,想给他的肠子保暖。于是饭碗和一堆流出的肠子冻成一个血色冰坨。

没法换尸衣。军服没有那么肥大,肚子上鼓出一大堆,扣不上扣子。有人建议把碗拿下来,用酒精喷灯解冻。我实在不忍心让已经牺牲的烈士受苦,决定把这个碗一起下葬。找来最大号的新军装,从背后把衣服剪开,总算给他穿上衣服。从正面看,还挺威武的。

当时的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领导,现在都快九十岁了。如今战友聚会时,他对我说,你当时是班长,我给你派了任务,让你们十几岁的女娃娃给赤身裸体的牺牲战士擦洗、换衣服、清理浑身血迹……对不起你们啊……我跟他讲:您千万别这么说。牺牲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,他的亲人不能送他,我们就是他的妹妹们,这都是战友应该做的事儿。这些经历,对我的三观有很大匡正。

张英: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被彻底改变了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,我一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,人生最宝贵的日子,都是和人的生与死有关。加上当医生的经历,自然会让我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命倾注热情和关切。生命,光有长度是不完整的,还得有质量。你活的心境凄惨,生命的存在变成完全在感受痛苦,是不正常的。事在人为,可以调整改变。我学习心理学之后,发现人是可以改变的,人能够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。

那时几乎无书可读。唯一的图书是部队发的《鲁迅全集》。完整的一套书,每天工作忙完,就在夜里看书,认真地把《鲁迅全集》看了几遍。

联合包裹 鲁迅说他的的确确是常常在解剖他人,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。我当时不理解,现在明白了。最好的文学作品,是从解剖自己下笔。

联合包裹 在阿里高原时,有一天,我们用担架抬着患肝癌病故的牧羊人,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顶,实施“天葬”。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,俯冲而下的秃鹫,粉碎的身体器官,想起牧羊人生前的笑容……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生。我在营地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,被偶尔上山的军报记者抄去,发表在报纸上。

现在西藏当兵,不会让内地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久了。我在的那个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尚没有轮换机制,现在的情况好多了,几年换一次。

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

张英:你转业回北京后,开始文学创作。王蒙评价你说:“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毕淑敏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她太正常太良善,甚至于太听话了。”

毕淑敏:我回北京后,转业在北京铜厂当卫生所所长。1986年,当时我三十四岁,试着写了处女作《昆仑殇》。完稿后,是我爱人骑车把小说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当时军队有本杂志是双月刊,叫《昆仑》。他们在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,看了稿子,发在了1987年的《昆仑》第四期头题。

当时对我来说,初试写作,作品投稿到哪儿,最终能不能发表,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最重要的是把它写完了,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写完后,是我先生骑着车,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文艺社。因为他想起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那部小说中,保尔·柯察金写了一篇稿子,在邮寄过程中丢失,为此差点自杀。他说,还是自己送去比较保险。

在那之前,我没写过短篇,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作品,连篇散文都没有。当时编辑部看这个小说以后,都在说这个小说是不是哪个男作家化名写出来的。后来又觉得写的是西藏边防部队,没有那儿的生活经历也写不出来,作者的名字又是个女的,有点奇怪。

他们约我到杂志社编辑部谈稿子,提了个要求,让我和我先生一块儿去。我当时不明白是何用意,后来发觉他们想看看是否我丈夫代笔。交谈中,特别是涉及小说中的细节,我先生完全不知道,都是我来回答,他们方才确认这个稿子是我写的。

联合包裹 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后,1988年,我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。同学中有迟子建、严歌苓、刘震云、莫言、余华等。上学后,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写写城市生活、医学题材什么的。

张英:王蒙还评价说:“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家,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宗旨,普度众生的宏愿,苦口婆心的耐性,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、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,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……”我觉得王蒙的话很对。像《红处方》这个作品,你是抱着怎样的责任感去写的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没有人安排,是自己主动写的。《红处方》那个年代,社会上吸毒现象萌生。我作为一个医生出身的作家,对此不理解,有危机感。

别的天灾人祸,比如得癌症、心血管疾病,有些客观的遗传因素,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。可是一个好端端的人,怎么能主动去吸毒,做故意残害生命的事情呢?我到戒毒医院实地深入生活,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。我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:人在觉得幸福的时候,大脑皮层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内啡肽,而吗啡的化学性质,恰好模仿了人在幸福时候的那种物质。我很想用自己的笔,说清楚这件事情。毒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性?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去尝试它?因为开始的时候,它不让你觉得那么可怕,会让你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。那是很飘浮很放松的感觉。你一旦上瘾,就难以逃脱它邪恶的魔爪。

写《红处方》的动机,来自对生命的责任感。想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学作品,起到警示作用。通过故事主人公简方宁选择自杀去殉圣洁的事业,以此昭示人类的信念有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力量。

张英:后来,《红处方》的社会反响很大,又拍了电视剧,你为什么没有写剧本?

毕淑敏:在《红处方》里,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。人性中有许多黑洞,生活中隐藏着太多陷阱,我想用一个作家的良知去提醒人们的注意。

联合包裹 《红处方》的电视剧我看了。小说和剧本,还是有很大差异。我尊重改编者。直到现在,我没写过电视剧本。术业有专攻,我对剧本写作没有专门研究,很可能做不好。

张英:《血玲珑》特别像一个非虚构的新闻,那个小说是怎么来的?

毕淑敏:这个小说,最早来源于我当医生的时候,看到过类似的病例。孩子死了,我想到如果再有一个孩子,是否可以做骨髓移植。当时的中国医学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。

《血玲珑》电视剧播出后,有一个电视台跟我说,现在真的有这种疗法了,你愿不愿意和这样的家长见个面聊聊?一定是个很感人的节目。我说,祝福那个家庭幸福。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小说。谢辞了。

“非典”病毒和文学创作

联合包裹 张英:《花冠病毒》这个小说,讲述的是人类和病毒之战。在你创作生涯中比较特别,是你深入抗击“非典”一线采访写出来的小说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2003年初春,“非典”病毒病例在北京出现,之后开始大流行。凭着医生的敏感和职业特点,我当时就很忧虑,心情很不安。

联合包裹 我相信老祖宗说的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”,设想自己若是得了“非典”,怎么办?

作为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,我写了一篇文章《假如我得了“非典”》,发表在了5月份的《北京日报》上。它代表着我对病毒的认知,也代表我对死亡的思考和态度。

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:“假如我得了‘非典’,我会遵从隔离的法律。尽管我一直坚定地主张人应该在亲人的怀抱中离世,让死亡回归家庭。但面对大疫,为了我所挚爱的亲人,为了我的邻里和社区,我会独自登上呼啸的救护车,一如海员挥手离开港湾,驶向雾气笼罩的海洋。”

文章发表后,有朋友跟我说,我是个乌鸦嘴,不应该写这个文章,不吉利。但也有朋友说,他本来很怕这个病毒,看了我这篇文章,反倒变得不那么害怕了。这场“非典”疫情带来的灾难,让我们对生命本身有了一种反思,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,过好自己的日子,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世界,都具有了不一样的眼光。

有一天,我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电话,请我参加一个特别采访组,去抗击“非典”前线采访,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。按照规定,要求在采访结束前不能回家。

我当时很犹豫。之前,我知道有一些作家报名参加,但是我没有报名,当时我有具体困难。母亲和我同住,已是肝癌晚期。她在密集的治疗当中,我一直照顾她。我要是参加采访团走了,老母亲谁来照顾?万一她有什么意外,我如何面对生离死别?如果我出了意外,染上病毒,她一定会承受巨大的精神打击。

联合包裹 我当时很纠结、很迟疑,跟通知我的人说,让我想一想。母亲在一旁,听到了我的电话。她当时对我说,国家有难,你应该挺身而出,不应该推辞,我会活着等你回来。

联合包裹 在母亲的支持下,我第二天就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这个作家采访团。后来在写《花冠病毒》的时候,我用上了这个细节,小说的开始部分,就是一个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,奔赴前线抗击病毒。可以说,没有母亲的深明大义,就不会有我的应召出征,也不会有《花冠病毒》的问世。

张英:当时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北京记者站,我和我的同事都参与了抗击“非典”的报道。

毕淑敏:那时热闹的大街上,看不到行人,没有出租车,公交车也很少。大家很少出门,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

我们当时和新闻记者一样,在作协的组织安排下,奔走在抗击“非典”的最前线,我和何建明、王宏甲还有其他几位作家,走访外交部、国家气象总局、北京佑安医院、军事医学院等单位,白天采访,晚上整理采访笔记。

我们采访的对象,从一线的医生、护士,从危险病症中恢复过来的病人,到研制药物的科研人员,甚至到外交部长。这个事件并非只是病毒的孤立事件,而是事关全球的国际事件。

有一位护士,疫病刚开始流行,她就在医院里处理病人的排泄物,也因此被感染了“非典”病毒。父母知道她参与了抗击“非典”的工作,就天天盯着电视看,希望能看到她。后来病毒侵害肺部,她呼吸困难,生命全靠吸氧维持。

联合包裹 怕父母担心,她不敢说自己染病,每天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平安。病中,气都喘不过来,打电话前她就拼命吸氧,积蓄一点点力气。打通后对父母说,我很好,就是特别忙,正抢救病人,不多说了,挂了啊……小护士后来康复,她说,我血液里有非常强的抗毒血浆,抽我的血浆吧,可以救助重症患者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《花冠病毒》这部小说在采访后八年才动笔写,九年后才发表出版。这么长的时间酝酿,为什么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小说是虚构作品,构思过程有时候会很长。

联合包裹 采访让我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,但只有原材料远远不够,我要找到好的故事。还有小说的结构、人物的关系设置等等。特别是主题思想、内涵的意义和价值……都要想清楚了,我才能对自己说,这个小说可以写了。

还有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读书。我买了很多关于病毒的书,包括《病毒大辞典》,读来很吃力。我当医生的工作习惯,是力求真实,符合逻辑。小说写到的细节、引用的病理,都要有一定的根据。之后再加以虚构的成分,带入想象空间。

地球上,人是一种生物,病毒也是一种生物。据科学家考证,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二十亿年,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几百万年。细菌、病毒比人类更为悠久。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间房屋的话,当人类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,这个房间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,它们是非常古老的地球原住民。

联合包裹 今天现代人,很少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挑战。我做过几十年的医生,通过深入一线的采访和之后的读书思考,觉得人类必须居安思危——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,谁胜谁负尚还是未知数。作为小说家,我最感兴趣的是,人类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的长期较量?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?

联合包裹 我想写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。最后我从科幻小说里找到了小说的支撑点。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中的重要流派,利用科技前景和未来趋势,展开充分的虚构和想象。我发现以这种方式进入这个小说的写作,是很好的角度。

书里提到的“花冠病毒”,我把它设置为“研究冰层物质的科学家从冰川中钻取出了一根冰芯。在研究的过程中,发现了这种不明微生物,这是已经存活了近十四万年的病毒毒株,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……”

联合包裹 我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很直接并单纯,就是叩问人类生存的现状。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,也是病毒的,尽管病毒很低级,但它也颇有杀伤力。人和病毒的相处,就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。如何相处?病毒是不会思考的,那么作为两者中的另一方——人类的思考,就尤为重要。它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博弈是一个什么状态和最终结果。

我们真正拥有的就是各自的生命,不仅包括身体上各个器官、细胞和血液,也包括我们的心理。虽然世界有阴暗和冰冷,我仍然对人类带有关切和悲悯,愿意用善意关注这个世界,希望人类做出好事情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为什么小说最终会取名《花冠病毒》,用病毒的名字当小说名?

毕淑敏:我听一位病毒学家讲过,在电子显微镜下,有些病毒非常美丽。我喜欢他的观点与情绪。花冠病毒形态绚烂美丽,和它的凶残形成强烈反差。病毒学家这句话影响了我,所以我起书名时,这个名字涌上心头。

联合包裹 病毒是古老的存在,名字只是标记。病毒是没有思想的微小个体,它无知无觉。它的形状和它所引起的病症,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,不适宜用人类的感受来评判病毒。

取名《花冠病毒》,一是警醒,二是比较好记。我在乎的是,在一个精彩的故事背后,能够传达出人在面对灾难时的心理挣扎,在绝境中爆发出来的强大与坚韧,我想对人性、救赎等进行诠释。

张英:你在这个小说里也不忘记传播心理学知识,提到乐观向上的情绪、积极的心理状况,对疾病治疗有很大的帮助作用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这不是我主观臆想的,而是确凿的事实,且有大量病案支持。采访抗击“非典”时,很多医生和护士说过,病人康复还是死亡,除了身体素质、病情严重程度、年龄大小、有没有基础病这些客观因素外,病人自身的心理状态极为重要。

有些人,刚入院时病情并不很重,但他的病情和发展趋势,却越来越糟糕;医护人员总结出这类病人的特点:比较悲观,平常人际关系薄弱,危难时刻没有知心亲朋好友的安慰与挂牵,心情黯淡,情绪低落,病情和心情形成恶性循环。

联合包裹 他们说,如果病人缺乏有效的“支持系统”,觉得自己无足轻重,无人牵挂和关怀他们,自卑而无存在的价值感,经常出现负面情绪和低落的自我暗示,导致身体免疫系统无法高效能运转,很可能最终导致不治。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结局。

联合包裹 反之,那些情绪乐观、天性开朗的病人,人缘关系好,朋友多,有人问询,有家人照顾和关爱的病人,精神、情绪都比较积极的病人,康复的希望就会更大。身体的内分泌和抵抗力系统,高效运转,加上药物作用,病情就逐渐好转,发展的趋势就比较乐观。

联合包裹 所以,如果万一染病,请一定保持坚定的信心和良好情绪,多进行正面积极的思维,让心理能量温暖饱满,它和药物治疗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作用。要有永不放弃的坚强信念。

我很在意写出人性的复杂

联合包裹 张英:写小说之前,你会有固定的习惯吗,如做提纲、小说的结构图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大体安排是有的,特别细致的没有。写作时,大多数情形下,我明白了大致方向,但具体的起承转合,到底是迂回而去还是直接穿插,包括一些旁枝末节的展开,并没有很严格的计划,写的过程中有些部分允许随心所欲。

张英:《拯救乳房》这部小说,如果在今天,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列为“非虚构”作品,这个小说当时是怎么来的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写这个小说的时候,我正在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,教授让我们报方案——每人要带一个心理辅导小组。我当时的设计是带领一个乳腺癌小组,我已经完成了小组的人员征集,都是社会上的乳腺癌病人。但很突然,我妈妈那时候病了,确诊是癌症。

我跟导师汇报了这个情况,导师考虑后对我说,你已不适合再带一个组员都是癌症病人的心理小组了。因为你母亲患癌症,正在经历非常剧烈的情绪动荡,你将要组成的小组成员又恰好也是癌症患者,这种相类似的情况,会让你处在不稳定的状态。一是从保护你的角度来说,这个小组会激化你的心理负担。二是从保护你的未来组员的角度考虑,如果组长情绪有很大波动,对小组组员来说,也不是正向的影响。教授指示我放弃这个安排,停止小组工作。经过思考后,我觉得导师的意见非常有道理,便向已经完成募集的组员致歉,关闭了这个小组。

我后来改带了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小组,过程平顺而阳光。小组中讨论的多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常见问题,聚焦于人际关系和择业,对自己的童年回忆和原生家庭的剖析……

不过,我对癌症小组的关切一直没有放下。学业结束后,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将这个心愿完成,于是写了《拯救乳房》这部小说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写《女心理师》的时候,就把心理咨询门诊的经验用进去了。小说如一个俯视图,像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,两卷本,特别厚实。

毕淑敏:对,《女心理师》出两卷本,是出版社的一个设计,因为近四十万字的稿子,出一本会比较厚,一般读者接受起来较困难,读着也累。出版社就决定分成上下两部出版。

这个小说的准备时间也比较长,有很多我开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实际体验。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,生活节奏太快,人们忙忙碌碌,很少有时间清醒和冷静。很多人,被工作和生活、欲望和需求挟持着,被各种社会潮流包裹着,混淆了方向感,忘记了自己的初心,忘记了什么是人生目标,忙忙碌碌、浑浑噩噩地活着,经常觉得日常生活乏味,也很少有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
《女心理师》里,写的就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故事。命运多舛的贺顿最后当上了心理师,助人自助。在工作岗位上,她遇到许多来访者,看到很多人和事,她发现当下这个时代,人性是如此的斑斓,生活是如此丰富。很多看似奇异的事件背后,都有时代和社会的影子,有人性的逻辑。

联合包裹 我很在意写出人性的复杂。人非常多面,社会亦如此。你知道了人性的幽暗复杂,但依然相信光明,相信人是可以信任的,这就是我想在小说中努力表达的。真实的世界,不能说到处都是阳光,也有阴暗之地,世界复杂而丰富。人类要有信心让自己幸福,要用智慧想办法面对重重问题。

爱情是人类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

联合包裹 张英:《鲜花手术》这个小说,也与心理学有关,而且是你唯一写爱情的小说。

毕淑敏:《鲜花手术》是我很在意的作品。

我当兵时,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有个女实习医生,未婚先孕。怎么办呢?传出去两个人都会身败名裂。她就想出了一个主意,让男朋友给她做手术,打掉孩子。这个人工流产的手术,并不算大手术,女医生自己也会做,但她不能自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。她觉得手术不难,可以指导着男朋友完成。于是备好了全套器械,让男生动手。男生战战兢兢地开始了笨拙的手术,不料手术过程中,险象环生,遍地血泊。最终发生意外,女生体内大出血,男生慌忙呼救,女生被急送医院抢救。二人隐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,受到严厉处分。

一个医生怎么会让一个完全不懂手术的人来做这么可怕的事情?时隔三十年,我理解她了。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法则,女生为了自己和男友的前途,出此下策。

联合包裹 爱情是人类非常美好的感情,充满了人性最剧烈的撞击,丰富的跌宕起伏,是爱情具有的巨大魅力。年轻时候你激情澎湃,荷尔蒙的分泌也非常旺盛。心理的、生理的基础,加上社会、外在的各种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,惊心动魄。如果一段爱情经历时间很久,身体荷尔蒙已经平息了,重新看爱情,也许有不一样的眼光和判断。

联合包裹 这个故事,对我刺激特别强烈,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年,那种惊愕感、那种冲击的感觉,让我不得安宁,一直想把它写出来。

张英: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呢?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,让你不得安宁,原因何在?

毕淑敏:如果一件事情当时感动,过了很久很久,感动依然存在,我就会警惕。觉得一定有未曾察觉的原因深含其中,很想把它表达出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。

联合包裹 在《鲜花手术》里,我想写出主人公黄莺儿身上所具有的那些让我敬重的品质,坚强、勇敢、无畏、坚韧、单纯、执着、冷静、勇敢,敢于承担责任,为了爱情不惜代价牺牲自己……这对一个女人来讲很宝贵。

这故事里面有某种历史的悲剧性,很难说此事正确与否,但这种处理方式,实在太惨烈。那么年轻的生命,用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结束,会让人强烈不安。时代的问题,人的问题,某种阴差阳错……我心里深深地惋惜它。

像《诗经》里描写的爱情,情感激烈,敢恨敢爱,爱憎分明,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那时候的人,透明单纯,心灵和肉体高度统一,生命纯度和浓度都达到了某种极致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读这个小说,跟我看严歌苓的《芳华》是一样的,惆怅和难过。人没有办法,人生和命运在时代、社会面前,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但同时人又很伟大,没有实现那个愿望,会在内心里一辈子虚构铭记,刻骨铭心,不由自主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对,你说得很好。现在时代不同了,每一代人面临的情况都不同。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特别快,人容易被眼前小的目标、小的要求所束缚,每天埋头其中、挣扎不出。但我特别希望现代人能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生活中停下来,有一个时间段去想想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,把握有限的、宝贵的生命意义,到自己回首往事的时候有一种欣慰感、自豪感。

文学其实是一种灵魂的沟通

张英:在小说之外,你后来写了很多普及心理学的散文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我是小说写,散文也写。不管小说也好,还是散文也好,写作的意义没有发生过改变。每个都是孤独的,文学是一种灵魂的沟通,我观察世界,萌生某些看法,希望和更多的人分享,不一定正确,但基本保证真诚。

联合包裹 几十年的社会发展、经济建设,让我们迅速满足了温饱,在一代人甚至更短时间内,有些人从两手空空变成富甲天下的豪门。变化太快,心理不容易适应。到底如何享有幸福?同样的外部环境,为什么有人幸福,有人不幸福?有人认为,钱越多越幸福,升到某个职务,娶了某个人或嫁了某个人就幸福了。

无数研究证明,事实绝非如此。世上很多有钱人并不幸福,美女帅哥、达官贵人也并不一定幸福。幸福不是外部环境能够给你的,是一种深入的修为。幸福是一种有意义的长久的快乐感。写作,就是表达我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思考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因为散文写作,你现在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,意外吗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记得出版人路金波对我说,作为一名医生、一名作家,你又去学了心理学,对你来讲,实在是正面积极因素,对你的写作有很大帮助。

心理学的学习对我很重要。一个人很容易从一己经验出发,去阐述和分析这个世界。心理学让我对人性的理解,不再囿于一己的狭隘经验,帮我观察细致认识深刻。我本身学医出身,医学是理工科,它让我变得理性,冷静客观,看人说事,多了立体角度。

张英: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,遇到创作“瓶颈”,怎么办?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作家都是会有这个阶段,“瓶颈期”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。好比生命中微小的结,有可能不顺畅。这种时候,我选择放下,在家做家务,出门走走,看看老朋友。也可能出趟远门,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。奇妙的是,问题总会得到解决。到现在为止,我没有遇到小说中断,写不下去,彻底废掉的时候。

张英:你的每一部作品,都有情感和体温。现在,通过写作沟通读者,愿意交心的作家不多了。现在文学上,你还有野心吗?

毕淑敏:毫无野心。不想被写进文学史,也不期待得什么重要的大奖。我在做我喜欢我愿意做的事情,跟很多人沟通和交流,这就很好。

人一辈子唯有生命属于自己

联合包裹 张英:很多作家,面对长篇小说走红、市场好、读者欢迎,会快马加鞭,接连写长篇小说。你不急不忙,学心理学读书去了,小说也不写了。到你这个份儿上,应该再写几个长篇小说,将来青史留名啊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我不在乎青史。六十耳顺,我原以为耳顺是无论听什么话,都不再生气了。其实不然。耳顺是我听什么话,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。

“枪手”为什么要跟我谈合作?他不在乎名,但他在乎利。他说以毕淑敏的名气、个人品牌,写剧本可以拿到某价位。但他若以自己的名义去写,就相差很多。

联合包裹 这些我能理解,但对我来说,我是不允许自己找“枪手”的。我至今只写过五部长篇小说,我保证字字是自己写的哦。

张英:现在你是个旅行家,非常羡慕你。

联合包裹 毕淑敏:我去过八十多个国家。我听说,过了七十岁以后,旅行社就不接受老年人参团,让你出具什么体检证明,手续复杂。所以我要赶在七十岁之前,多出去看看。我去了北极、南极、南美洲,包括非洲、欧洲等等,都抓紧时间去看看。

联合包裹 以前出国,指望公派,自己省钱省心,或者也比较风光。不过那种机会真的挺少,僧多粥少,就是偶尔分到头上,也许那个国家我都去过了,想去的国家反而没机会。

联合包裹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:我写作挣点稿费,用稿费买机票,当盘缠,自费旅行。

联合包裹 可能有人觉得不值,去一趟北极大概需要二十多万,够买一辆不错的车了。对车我没有奢求,代步工具而已,只要通公交的地方,我使用公共交通,用不了多少钱。我过了六十五岁,坐公交车还免费了。实在不方便的话,我打个车什么的,都行。我想去看看北极点,那个地方,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朝南。虽然理论上我知道这知识,但当我真的站在那个点上,还是觉得挺神奇的。喜欢这样的感觉。

联合包裹 我现在自己去养老公寓,也不是觉得自己老迈到必须要住到那个地方,只是觉得将来我少给孩子添麻烦。在那里可以有新的朋友,一起生活挺热闹的,还有几个老朋友,大家年轻时候就在一起,老了也能在一块儿,多好啊。

联合包裹 张英:已经跑了八十多个国家,下一站旅行目的地,会去哪里?

毕淑敏: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目的地,随缘吧。

举个例子。大约七年前,有一天我在家里拖地,突然听到背后的电视里面说到沙漠新娘。我以为是个女的呢,回头一看,居然指的是一座古城——叙利亚的帕尔米拉遗址。我在那一瞬间,决定下一站是叙利亚。立刻打电话给旅行社,说我要去帕尔米拉,当时叙利亚的政治局势已很紧张,很可能爆发战争。旅行社把它列为高风险国家,最后全国才征集来了六个人报名,人太少,就说我们不派导游,不派领队,你们自助旅行;其次,我们得提价。我说,要不咱们再等等,人多一点,你们也别提价啊。旅行社说,毕老师,您别等了。叙利亚战火味渐浓,您再等下去,恐怕连这六个人也没了。于是,立马组团,去了叙利亚,去了帕尔米拉。现在,那么壮观的一个古城,被IS组织炸毁了。

比如去伊朗。某天我对先生说,我得去看这个波斯帝国。去那里旅行也很艰难,组团不易,国内保险公司都不承保。但我们还是出发了。

联合包裹 去过那么多国家之后,我觉得心被打开得更大一些了。人生的烦恼减少很多,焦虑和不安比较容易放下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为世界添一点点温暖,此生足矣。

联合包裹 有删节,更多请阅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20年4期

联合包裹 选自《青年作家》2020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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